一部可供开发决策的贵州西部农村的形象态势图

        ——评我省作家金永福【1】长篇小说《挂职》【2】　　

                                    黄俊杰 　　

【内容提要】金永福的长篇小说《挂职》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既定之后发表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形象而集中地展示了贵州农村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但这问题，那问题，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干部的问题和观念的问题。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一个个战役中，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关心西部大开发，宣传西部大开发，支持西部大开发”，为西部大开发“抓落实、鼓实劲”大造舆论。《挂职》在这方面确实为我们作出了较好的榜样，它没有“夜郎自大”，而是以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向世人如实地展示了贵州西部农村从物质到精神均有待开发的一幅幅可供决策的战略态势图。                                               　　

【关键词】金永福《挂职》 贵州西部农村  开发决策  形象态势图　　

    金永福笔下的贵州西部农村笔者也略知一二，因此《挂职》所展示的贵州西部农村的现实生活图景及其思想意蕴乃至于作者的主观意图（尽管未与作者谋面），笔者也颇能心领神会，有大抵透彻而明晰的内心感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浮荡在神州大地的那一股改革开放的春风，应该说是首先从农村兴起的。它发轫于农村所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它所取得的显而易见的成就推动了起步相对较晚的城市改革开放的发展势头。在城市现代化程度已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农村，我相信凡有良知的有识之士在感到心醉的同时也会不期然而感到心碎的。请忍看　　

    机关城市大吃大喝屡禁不止，一个饭店每天倒掉的米饭、馒头、肉、鱼、鸡鸭之类，　　

不知有几 百斤！……。于是，这里引来了一群农妇。他们大多背着一个孩子，提着塑料袋，争先恐后来这里觅食。……。据说，某领导到离城不远的一个村去检查“温饱工程”，在一户农家吃午饭。菜中有洋芋、酸菜，但让这位领导惊喜的是还有鸡、鸭、鱼、肉！饭后，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打着饱嗝兴奋地说：“谁说农村还没有解决温饱？你们已经看到了，这户人家住房虽不好，但是温暖问题早已解决了，这个季节，桌上还能摆出鸡鸭鱼肉……。”陪同的村民委员会主任说：“球！那是他家婆媳从潲水桶里捞来的！”他双眼睁圆，“哇！”的一声，吐的翻江倒海……。　　

                                               《挂职》第350—351页　　

   象这样令人心碎的情景还有许多。如副乡长王治坡为留宿来家办事的干部，自己只好爬到牛圈上去滚草窝（第77页）；乡妇女主任张小芹为住院动手术的小女孩耗尽了仅有的一点可怜的积蓄便只好给身体虚弱的孩子吃稀饭下霉豆腐（第278—279页）；大凡看到这些地方，我跟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黄晓明一样“欲哭无泪”，欲笑不能。当然，作家在这里绝对没有向世人展示贫穷的意思，要是那样的话就未免太浅薄了。相反，由于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作家没有回避它，而是敢于直面正视，这跟一味地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不一样的；更为重要的是，作家是把它作为光明的陪衬面有重点、有选择地予以描写更显出了作家的深刻用意：其一，为揭示农村改革开放中所存在的问题提供形象而典型的现实依据；其二，为集中概括地塑造一批坚持在农村跟广大农民群众摸爬滚打的可歌可敬的乡村小干部设置典型而真实的客观环境；其三，为不失作家职责地严肃批判在城市作官当老爷、不思进取、只求稳妥晋升、跟时代早已格格不入了的某些官僚主义者们的丑恶面目进行映衬和铺垫。　　

                              一　　

   我国城乡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拉开了距离，这跟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原本就不平衡所导致的城乡差别的历史根原固然不无关系；但作为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初衷，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这个差别照理应该逐步缩小才是，然而事实上却在另一个层次上被拉得更大了。这在中国的东部或许不甚明显，但在西部特别是贵州，恐怕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据称某些地区的贫富悬殊已超过了国际上划定的两极分化“警戒线”的尼基系数。因此，我认为金永福的长篇小说《挂职》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既定之后的今天发表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形象而集中地展示了贵州农村所急需解决的问题。诸如投资环境的问题，干部的问题，主观决策与客观条件的矛盾问题，上下脱节的问题，城乡人民的思想观念问题，投资、拨款、救济等本来就来之不易的有限资金的使用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但这问题，那问题，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干部的问题和观念的问题。如果说《挂职》在其他的问题上只是顺便提到的话，那么，在干部和思想观念的问题上却是着力通过艺术形象来予以深刻反映的。文学作品是写人的，是人类灵魂的解剖刀，这是它的优势和长项；因此，《挂职》在干部及其思想观念问题上的深刻揭示也是顺理成章的。　　

 《挂职》通过黄晓明、余得海、张体学三个原本为同学的县级干部从市下到县、乡两级挂职过程的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当代贵州西部农村的一幅幅原汁原味的现实生活画卷；通过三人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感，向我们艺术地表达了贵州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指出了在前进道路上所存在的不容忽视的一些问题。小说多次提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3】。这是千真万确的。在这个因素中又包含着若干个更为具体的因素。其中干部自身的素质是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随之而来的就有如何培养、关心、使用和提拔干部的种种因素在相互制约着。从小说所折射的现实生活来看，随着大学生人数的逐年增长，在地市一级的党政干部中，时下的大学生大概已处于饱和状态；然而在县、乡两级特别是乡一级的党政干部中，先别说领导干部，就是一般干部中的大学生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甚至没有。黄晓明挂职所在的纳米乡不就是一个根本没有大学生的所谓“四偏”（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水平偏差、酒量偏多）干部聚集之地吗？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困难，一方面大学生又像宝贝一样难寻觅。我们的政策导向问题难道不值得考虑一下吗？像苗主任、王占山这样的领导干部长期把持着乡村的重要位置，能把转型期的贵州农村的改革开放工作搞好吗？王占山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很有典型意义。他大概是从土改以后就终生任职的农村老干部了。他满口“四清”、“补台”、“夺权”等大抓阶级斗争的过时语言，对时下政策从不理解到瞎猜想到满腹牢骚以致抵触不执行。他自恃为有功之臣而傲视一切。他颐指气使、无知傲慢：“笑话！在这个地方，我不敢夸放个屁响几山，起码共产党的天下是我撑着的！”在这半坡村，人人都怕他，却又拿他无法，很多事情还真好象缺少不了他似的。不说他是一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最起码也相当于一个“安土司”了。要不是市委组织部的陆干事下到基层亲自抓党的建设，只怕还没有人能扳得动他。至于苗主任则是一个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的自私无能之辈。即使像丁乡长这种较有能力的乡村干部也偶有不顾大局而要耍点小滑头的毛病。黄晓明不就因为他的小滑头而挨了一顿好打吗？是的，农村的工作都是很具体的，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丁乡长是应该抓一点带方向性的大事了，然而他终究没有摆脱事务主义者的泥潭。这就是时下贵州农村领导干部的素质和现状。　　

                                 二　　

   如果说上述农村干部的现状只要我们的干部政策略施调整，加强对新成长起来的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干部的培养和任用尚可解决的话，那么，新培养起来的这一批年轻干部的素质和现状就是至关重要的了。黄晓明、张体学、余得海是新成长起来的一批年富力强、有知识、有素养，现代意识很强的党政干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深入，中国的事情能否办好，在很大程度上就要看他们了。黄晓明、张体学使我们看到了希望，使我们坚定了信心。他们有热情、有理想，甚至有为中国人民的彻底翻身和幸福而献身的激情，这是时下最可宝贵的人才资源和精神财富。对这样的人才我们是应该予以很好爱护和着力培养的。比如让他们多接触实际，多接触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就会受到洗礼、得到锻炼。因为在他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弱点和毛病，而事实上这些弱点和毛病又大多是坐机关坐出来的。比如张体学几近于“迂”的书呆子气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担负起一个方面的领导责任的。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科技人才或实干家，但不可能成为出色的政治家；然而和平年代的政治家又是何等地重要和急需啊！黄晓明在政治上或许比张体学要成熟一些，但在他身上却又明显地存在着上一辈甚至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某些致命的弱点。在他身上确实使我们看到了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某些可贵的品质，但也唤起了我们对那个重精神轻物质、注重自我改造以至不惜埋没自我价值的年代的一些不太愉快的回忆。或许是因为笔者对时下年轻一代党政干部缺乏深入了解的缘故，我实在不太明白在这一代人身上怎么会出现我们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比如一味谦让、自责，从来就没有当仁不让过；对领导（哪怕是同学）的缺点甚至于某些卑鄙的伎俩明明知道就不愿或不敢当面指出以至斗争。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影响，我实在弄不明白。我又想，总不至于是作者寄托的理想吧。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败笔。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些议论，即把五六十年代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当作最高的思想境界来予以表彰和推崇，甚至教导下一代。这实际上就是几十年来所习惯了的以一个极端去否定另一个极端的传统思维定势在作怪。我无意于否定那个年代人们在精神领域方面的闪光点，但那个极左思潮逐渐升级泛滥的年代所形成的思想体系，已打上了那个特定年代的极左思潮的烙印，是应该予以分析批判的。如果把它作为理想全盘接受过来，不加分析地予以继承发扬、教育下一代、塑造理想人物，在下是不敢苟同的。当然对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许多培养和锻炼的方式方法还是可取的。比如让他们跟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法是很见成效的。请看黄晓明下乡挂职亲眼见到了农民们的艰苦生活以及乡村干部工作的艰巨和艰苦以后出自内心地发出了感慨：　　

    他淡淡一笑，说：“官是一件衣服，穿了脱了都无所谓的，重要的是，以一颗赤子之心，拥抱祖国和人民，并尽到了自己的一切。这几天躺在床上，我想得很多，越想越为自己当初下来挂职弄个官当的念头惭愧……。”（第320页）　　

黄晓明在日记中写道：听到这个故事（指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在潲水桶里捞食物的故事——本文作者按）时，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面对着青山，不觉咬破嘴唇，真个是欲哭无泪，无话可说！我的父老乡亲们啊！我愧对于你们呀！我曾以为：文章千古事，官场是非多。可是，那时，我真想当官，想凭借权力去实施我的赤子之心……。（第351页）　　

   正是因为黄晓明具有这样一颗难能可贵的赤子之心，他的下乡挂职是有收获有长进的，这就是我党所要重点培养的苗子，是我省基层干部中最急需的人才。黄晓明和张体学成了余得海的鲜明对照。　　

   余得海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比黄、张成功。像余得海这样的干部也不知起于何时，竟然充斥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机构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和为官之道。他们一心所想的不是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为人民多办好事、多办实事，而是“利用群众，为自己服务”（第175页）；他们一心所想的就是如何往上爬。一般说来他们也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干那些严重的有损于党和人民的坏事，正所谓“受贿不贪多，跳舞不乱摸”是也。相反，他们为了达到上爬的目的，倒是小心翼翼地“敏于事而慎于言”，马列主义时时挂在嘴上，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最感兴趣。当然，为了上爬，一旦有必要，他们也会干出一些出卖良心和灵魂的事来。比如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把别人的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而一旦出了纰漏，则一推六二五，不是上推就是下卸，醉死也不认那壶酒钱——自己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余得海这个形象的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就在于，他不是一个两个个别偶然的现象，而是占有相当比例的，是跟我们的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的致命弱点有着本质联系的较为普遍的现象。中国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坏就坏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占据着各种重要位置却不干实事，但他们没有什么劣迹你又扳不倒他；相反由于表面文章做得好，你还得提拔他重用他。他如鱼得水，平步青云，踌躇满志，正在那里指手画脚地批评这个教训那个呢！这样的干部正如市委组织部的小陆对余得海的评价那样：“空对空，满口马列，胸无一策。”也正如余得海自己所感悟到的那样，“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当领导，当领导就一条——会开会。反之，会开会，就能当领导”。下面就是余得海对于会议的描述：　　

    开会，大多场合是陪会，坐在主席台上喝喝茶，养养神；打瞌睡也不妨，但别打出呼噜。若是安排自己讲话，也不必自己动脑动手，报告或讲话之类秘书已经写好了，拿出来照着念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