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果树瀑布西北8公里灞陵河东面的晒甲山上，距山顶处30米有一段长100米、高3米的土红花色危崖绝壁，远远看去，似火焰灼灼,格外鲜明。

    就在这一堵红岩的西头长约10米的岩面上，有一段略凹入的岩面，其顶上有伸出长约30厘米至60厘米、厚约30厘米的岩石断面，像屋檐一样挡住山水冲刷的一段岩壁，岩壁上那非镌非刻，非阴非阳的几十个形如古文的遗迹，红迹斑斑，这就是驰名中外的“红崖天书”，也称“红崖碑”或“红崖古迹”。

    走近细看，才会发现红崖那些“大者如斗小如升，不雕不琢难摹拓”的字迹，原来是竖不成行、横不成排地错落显露在上面。它呈深红色，非篆非隶，古朴稚拙，笔力雄健，气势磅礴。字迹显露天野，虽经风历雨，竟能保持其颜色和风采。晒甲山传说因诸葛亮南征将士曾于此晒甲而得名，《永宁州志》记载：“晒甲山即红岩后一山也，崖嵬百丈，山头横亘如“一”字，俗传武侯南征晒甲于此…… ”,又因有红岩之故，因而又称红岩山。

    自明弘治至清康熙初年间，这一石壁遗迹并未引起世人关注。随着清乾嘉考据学派的兴起，各地访碑求碣之风大盛，红岩石壁古迹才被视为拱壁，爬岭登山，扪石摹勒者渐多，一般都肯定为碑，入民国后，有人对红岩碑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出现了“碑文说”与“非碑文说”并立时期。建国后，专家学者们对“天书”也意见各一。

    红崖碑产生于何时？为何种文字？研讨了有数十年，至今尚无定论。对“红崖天书”的解释，种类繁多，有说是“三危禹迹”的（当时大禹治至此所留遗迹），“是孰红岩字问奇，为殷为汉尚猜疑。何因禹迹穷染迹，晒甲于今竟属谁？”清人庄善由诗里作了这样的推测；有的推测为殷碑，清人郑宜辉的七绝“红岩是否是殷碑，考据无从应阙疑。风雨飘摇灵迹在，南荒片迹竟称奇。”对此作了否定；有的说三国蜀汉军队路过时留下的“诸葛图谱”，这些说法都因其“天书”“考之汉隶，文殊不类”，尽可能从远古去寻找答案。

    而今人的研究，却又有一种返古为今的倾向。1995年3月，安顺地区行署提出“悬赏百万，破译天书”的设想，一经媒体披露，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从学生到干部，从自然科学家到文化学者，都出现了新的研究热潮，各种“破译”方案，短到区区几十字，长到洋洋万言，屡见于新闻媒体，据安顺地区有关部门统计已经达30种以上，有的以二百年后的历史事件，来“破译”二百年前业已存在的碑文，说什么“红崖天书”为吴三桂藏宝秘志，书于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进军云南之前；有的竟把前人证明为清人徐印川或周达武书写上去的草书“虎”字，作为慈禧策划武装宫廷政变及“垂帘听政”这段历史事件中代表打倒顾命八大臣的重要人物肃顺；有的以在贵州发生的本已是“谜”的历史事件来“破译”，如“红崖天书”是明建文帝隐避贵州为企图“东山再起”的誓言而使“谜”上加谜；有的否定为人为所作，认为不是任何古人类涂上去的字或画，而是一种碳酸盐沉积岩的风化现象，不宜进入人文科学中研究，有的则认为应以特异功能解释红岩现象，认为是外星人的遗迹等等，但直到今天“天书”上的文字仍是个谜，如同古代玛雅文字一样，许多中外学者为解开这个谜不知耗尽了多少心血。

    “红崖天书”离闻名中外的黄果树大瀑布不远，两者珠联璧合，使得此处景观更具魅力，凡来过大瀑布的人们，大都熟悉“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岩似火，何须薪助焰亦高”的著名对联，此联就是对这一黔中两大名胜的真切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