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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在贵州文化产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党和政府文化职能部门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实现这一工作目标的根本途径之一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胡锦涛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的任务,提升了文化遗产在贵州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文化遗产是贵州文化产业发展中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载体,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是特殊的文化产业经济资源。

  贵州的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历史记忆,是贵州各民族文化的瑰宝,反映了贵州各族人民不同历史时期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它们是历史上曾经生产、使用、留存到现在并且应该被传诸未来的一种共同财产,具有符号和象征的作用,与人类的文化感情、群体认同有密切联系,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公共资源,不同于一般的物品或商品。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价值判定的哲学基础是主观价值论,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基于人的情感因素决定的,不能简单地用金钱来衡量。文化遗产价值可以划分为自身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三个组成部分。文化遗产自身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保留了历史的原始信息并记录了历史活动,是决定其社会价值的基础。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反映了文化主体的公共情感与价值认同,体现在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公共资源性质上,是决定其经济价值的基础。文化遗产经济价值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市场决定的,由于遗产的稀缺性、易损性、不可再生性以及对遗产认识的不确定、不完整性,文化遗产往往容易遭到市场的破坏性利用或利用不足。经济价值既不能反映遗产全部的社会价值,更不能表达遗产自身的价值。且通常情况下,在经济快速增长期,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要远远低于遗产的社会价值。因此,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经济资源,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针,通过文化产业对遗产资源的创新利用,实现文化遗产三个价值的统一,使文化遗产成为贵州生态文明跨越式发展的积极力量。

  其次,贵州文化遗产的精神属性是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活力之源,是文化产业创新的思想库。

  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的客观要求。一方面,对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是传承民族文化,保持民族性、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唯一路径。这奠定了民族文化应对外来文化冲击的能力,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形成和维持的精神基础,为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引进与吸收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选择,是实现民族复兴与强大的必由之路。这带来了民族文化变迁的不确定因素,文化多样性和特质性面临消失的威胁,产生民族文化认同感、凝聚力下降等负面影响,为民族文化和谐发展增加了不稳定性。文化保护与发展面临的这些现实问题,需要文化产业发展从文化形态、文化业态和文化生态进行创新,创造时代需要的新文化,既弘扬传统又与现代文明相适应,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丰富精神生活的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贵州文化遗产是贵州各民族发展过程中应对文化危机与创新的历史见证,为今天的文化产业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贵州是一个以不同时代移民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省份,历史上形成既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独特地域文化特色。由于各民族到达贵州的历史时代各不相同,新移民总是带来了与当地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外部文化,为求得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各民族都经历了从最初的文化排斥、文化冲突、文化对抗甚至文化战争,到对不同民族文化精华的借鉴、学习和认同的过程。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是外来的汉文化与原有的布依文化共同发展的典范;安顺市云山屯是外来汉文化与原住居民的文化隔离与融合的生动案例;雷山县控拜村是苗族文化与汉文化从冲突到认同的活标本。千百年的移民开发过程,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独特的文化发展历史,使贵州文化遗产记录了文化发展中的传承、冲突、借鉴、创新和融合等等不同阶段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形态,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变迁与创新的经验,是应对当前文化全球化进程挑战的可借鉴的精神文化宝库。

  以批判的精神、创新的愿望、务实的态度,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再梳理,从中提炼贵州民族文化发展变迁的一般价值和特殊范式,站在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的高度,从建设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出发,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依靠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机制,使贵州文化遗产成为文化产业创新的思想宝库。

  第三,贵州文化遗产使遗产地发生文化产业集聚效应,带动了不同层次的文化产业发展,是地方经济发展新的重要经济资源。

  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包括文化产品、文化传播服务和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直接关联的用品、设备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可以划分为“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经济资源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能让大众参观欣赏,发挥教化、传承文化精神的作用,实现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推动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文化遗产具有原创性、不可替代性、唯一性、不可再生性和易毁性,具有明显的经济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活方式和经济收入的改善,人们对跨文化体验的追求使得文化遗产成为一种可以用于发展旅游的经济资源,但是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不能生产,只能消费,并且公共性很强,使文化遗产的直接消费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文化遗产资源价值更多的体现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发展对不同文化产业的带动作用。文化遗产旅游带来的文化消费市场,刺激了围绕文化遗产承载的文化精神价值、历史记忆等等的文化出版、表演和展览等核心层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围绕文化遗产开展的文化旅游、休闲等文化外层产业强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文化旅游纪念品产业化开发、遗产地旅游文化服务业发展等为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这些不同层次文化产业市场的带动,使文化遗产地诞生了一大批贵州本土文化产业骨干企业。这些新生的文化产业企业都相对弱小,经不起国内和国际大型文化集团和寡头的打压,需要建立一种介于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新型社会经济组织和企业发展平台,通过提供一系列文化产业新创型企业发展所需的管理支持和资源网络,来帮助初创阶段相对弱小的文化新创企业,使其能够独立运作并健康成长。贵州文化遗产地能为这些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提供良好的文化、艺术创新的资源,对创意、艺术、艺术教育和知识产权进行保护,重视对文化标准和文化价值的推崇。具体包括: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转换、利用;推动国际多元文化发展的共识;提升地方性知识的国际认知和普适价值;城市或园区文化活动的社会氛围;公众参与的热情与素质培养。同时,建立强有力的制度保证、政策支持和高效的协调机制,包括法律制度——经济法、市场法、版权法等;金融结构——完善有效的投融资支持,富有实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基金风险基金;国际承诺——社会文化和知识资源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诚信、互惠、合作、富于功效的良好的社会网络。因此,贵州遗产地是文化企业发展的首选之地。

  文化企业在遗产地的集中发展,形成带有浓郁贵州文化特色的产业基地和文化产业群。从文化业态上分析,贵州的文化企业在经营上多集中在对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上,具体经营的商品和服务上可能有很大差别,但细分的经济活动都有很大的相似性。如生产民族文化工艺品或相关产品;共同分享同一消费人群,采用大致相近的销售方式、渠道;产业上游的资源需求相同;智力及人力支持的群体相同或相近;产品开发理念与技术支持相同或相近等等。共同的产业运行链条,产业间、企业间相互激荡,形成了一系列的产业优势。在产业内,企业之间互动;产业外,企业可以结盟,共同对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同时,地理位置接近,也会产生企业集群间的激烈竞争,但企业间却可以分享信息资讯,聚合特定的需求,继而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文化企业在贵州文化遗产地的集中发展,使遗产地具有这种聚合和融合、交汇功能,是大型骨干文化企业和产业集群的集聚地。

  第四,围绕文化遗产经济的发展,刺激贵州文化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形成,推动贵州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布局。

  经济增长极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提出来的,是指具有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中的推进性单元。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文化产业增长极可以定义为围绕推进性的某一文化产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它文化产业部门的增长。这种增长效应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一些增长点,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文化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因此,合理选择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作为文化产业增长极,对带动文化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文化企业在遗产地的集中发展,使遗产地成为贵州文化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理想的增长极。著名的红色遗产地——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发展充分展示了遗产经济对文化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作用。

  遵义会议纪念馆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该区是遵义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2007年红花岗区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为122.2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6.9亿元。遵义会议纪念馆2007年接待参观者52万人次,带来门票收入1200万元。根据遵义市红花岗区旅游局所提供的游客消费情况调查显示,52万游客可以带来1.6亿元的旅游销售收入。应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和投入产出法,结合贵州省统计局编制的2002度贵州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者消费产出值乘数为2.166,即遵义会议会址参观者每增加1%的消费,将带动遵义市红花岗区国内总产出增加2.166%;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者消费增加值(gdp)乘数为2.238,即遵义会议会址参观者每增加1%消费将引起遵义市红花岗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238%。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者直接消费所带来的直接产出增加值与间接产出增加值分别为7135.6万元与8836.5万。根据2007年红花岗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2.2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6.9亿元,遵义会议会址对红花岗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1.31%,第三产业贡献率为2.39%。扣除345万元的会址纪念馆保护成本后支出后,如果按4.41%的折现率计算,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文化资源价值为37.7亿元,按单项资产估算,这是政府最大的文化经济资源。

  紧邻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旅游商业街——红军街的开发,集聚了与遗产旅游相关的经济活动,形成全新的以游客消费为主体的商业中心,使遵义会议纪念馆所处的周边街区价值迅速提高,吸引商业性资本的进入,使遗产地对区域经济发展潜在的带动作用显化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直接贡献,是红花岗区新的经济增长亮点。红军街旅游消费品市场的形成,还为遵义市管辖的各县市旅游商品和服务业提供展示空间,使红军街成为遵义旅游商品交易中心,为区域性旅游消费品贸易中心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带动旅游消费品产业链的延伸和区域扩张,积极推动了遵义市资源配置重组、区域市场整合、产业关联性增强、产业链延长等等产业经济活动,为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

  充分认识文化遗产在贵州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关注与加强贵州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高度重视贵州文化遗产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尽快着手进行贵州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科学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统筹构建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体系,充分发挥遗产资源在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推动贵州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遗产管理部门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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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贵州日报 文章来源: 金黔在线 点击数: 发布时间: 2008-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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