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刘义

    历史上，夜郞王的一句“汉孰与我大？”让世人贻笑千年。“夜郞自大”作为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典故几乎成了贵州人的代名词。

    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夜郞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的人文价值正在为世人看重。一段时间以来，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在抢“夜郞”。夜郞国究竟在哪里？

可乐，揭开千古之谜一角

    夜郞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三百年。之后古夜郞国神秘消失。这个古老的文明在史籍记载中留下了一团迷雾。

    千百年来人们在不断寻找这失落的文明。是考古这把钥匙，拨开了这团深锁的迷雾。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为神秘的夜郞文化揭开了辉煌的一角。

    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当汉文化在中原大地崛起时，边疆也出现了多民族文化，“西南夷”便是其中之一。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志》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郞最大。”西南夷在历史上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郞文化便是西南古老民族文化的代表。

    据负责可乐墓葬考古发掘的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梁太鹤介绍，自1958年当地农民因农事活动，在赫章县可乐民族乡发现第一批出土文物以来，考古部门先后进行了9次发掘，共发掘古墓396座，出土文物20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近50件，还有大量的国家二、三级文物。但再次引起国家和考古界关注的还是2000年的考古发掘。这是建国以来，贵州考古发掘中墓葬方式最复杂、出土文物品位最高、考古信息最重要的一次。

    梁太鹤说，2000年的可乐墓葬群的发掘及历年调查有几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可乐墓葬分布面大，涉及范围达3.5平方公里以上；二是墓葬高密集中，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墓葬80多座，其中有不同时期的墓葬叠压在一起，为省内考古罕见；三是延续的时代长。战国、西汉、东汉时代都有大量的文物出现；四是反映的文化底蕴丰厚。出土的石、陶、玉、青铜、铁、玛瑙等不同质地的农具、生活用品、战斗兵器、装饰品及农耕画像砖、乐工图画像砖等大量文物，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郞民族文化，以及秦汉时期的汉文化与夜郞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如用鼓形铜釜套头，以及用铜洗罩面、铜釜套脚的“套头葬”习俗，惟古夜郞文化所有。从发掘出的“敬吏”铜印的将军墓，人们无不惊叹夜郞将军的风采，夜郞军队的雄姿。

    这位将军，头别发杈，头套饰有双虎的大铜釜，面罩铜洗，脚套铜釜，耳垂玉骨玦，项上佩玛瑙管、玉珠交替相衔的项链，身佩10余只铜铃，腰间佩工艺精美的铜柄铁剑。该墓出土文物包括篆文印章在内多达百余件。据分析，套头铜釜曾是死者生前用的炊具，是特殊的宗教用器。

    “可乐”以其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属性，荣获2001年度 “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可乐遗址·古墓群，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以史书记载及考古成果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后，夜郞国在贵州已成为不争的史实，但夜郞国的都邑究竟在哪里？梁太鹤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可乐“西南夷””墓群的发掘，对探究古夜郞族属和地域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神秘的柯洛倮姆

    可乐，彝文古藉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作“柯乐”，后演变为“可乐”。今天杂居可乐的彝、苗、布依等少数民族中，彝族人最多。当地人说，彝族最先进入可乐，他们将这批“西南夷”墓葬叫做“傜人坟”或“傜人洞”。

    一直在“柯洛倮姆”这片土地上耕作、生活的百姓们，哪里想到他们捡回家去砌猪圈、盖茅厕的砖瓦，竟是秦砖汉瓦；那些从“傜人洞（坟）”挖出来，认为带有邪气而随手扔掉的坛坛罐罐，竟然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今天，人们无不惊喜慨叹，贵州这片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土地上，竟然沉淀着厚重的古老文明。

    据彝文古文献记载，当时与贵州可乐齐名、能称“倮姆”的，有成都（勒姑倮姆）、重庆（储奇倮姆）、昆明（勒波倮姆）等西南地区的著名城市。贵州考古专家宋世坤研究员分析，可乐地区的建置沿革，前人缺乏考订，但将历史的发掘与文献对照研究推断，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很可能是属于夜郞国的重要“邑聚”或“旁小邑”的境地，也说明可乐在贵州古代历史上曾经占有重要地位。

    宋世坤说，可乐地处滇、黔边界，交通发达，其东北、西北分别与云南镇雄、彝良两县接壤，西与滇东北的昭通相近。可乐系乌蒙山区一“坝子”（当地人称山间盆地为坝子），四面环山，群山挺拔，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可乐河（乌江源）纵贯坝子之中。坝子两连台地上，遍布着古代遗址和墓群，与现在的居住区犬牙交错，不少现代建筑物叠压其上。据文献记载，这是曾是进入贵州的彝族默部（黔西北彝族水西始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贵州何处是夜郞？

    夜郞国的疆域究竟有多大？有专家分析，夜郞在建邑可乐时，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夜郞王为了扩展地域，曾携家带眷，率领兵卒，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多处建立城池，由于夜郞王在这些城池都有过短暂的时间居住，便成了后人争夜郞古国的理由。

    梁太鹤说，从可乐“西南夷”墓群看，只能说明可乐当时的繁荣，是一个重要的邑聚，夜郞的都邑究竟在何处，疆域有多大，发掘才刚刚开始。

    目前除了可乐遗址外，在贵州普安县铜鼓山发掘的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与可乐的兵器有重要联系，初步断定是夜郞国重要浇铸青铜兵器及小型的基地。在铜鼓山周围，还发现10处时代相同的遗址；在威宁县中水镇发掘的大量战国至汉代的陶器，也与可乐出土的陶器相似。另外在黔西南数县及六盘水地区，还陆续出土一批夜郞时期地方特色的重要文物。

    梁太鹤感慨地说，夜郞文化与周边发掘、研究成熟的巴蜀、滇、楚和南越文化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夜郞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重要的中华古文化在发掘、研究上目前还只是刚起步，还有许多空白，身为贵州考古工作者深感惭愧。

    由于经费、人才紧缺等问题，使古夜郞文化的发掘、研究进展迟缓。如可乐墓群已发现10多个，目前仅在3个区作了部分发掘；可乐墓群里的将军，其级别高到什么程度？是否有王族的首领？能证明夜郞国都邑的记载及王印等，都亟待进一步的发掘、研究。

    贵州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学家认为，可乐“西南夷”墓群的发现，是人们在寻找夜郞国文化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考古的历程还很艰难。他们因此殷切呼吁，希望各级政府进一步重视对夜郞历史文化发掘的力度，加大投入和加强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这不仅对贵州文化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为填补中华民族文化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