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文化”不是特指两千多年前存在的夜郎国文化,而是泛指自夜郎以来,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并与周边各民族各地区相互影响、融合而成的文化。

    这种文化具有惟一性、权威性和排他性,是贵州旅游资源的最大亮点。

    贵州旅游业打“夜郎牌”,即让游客听夜郎之歌、观夜郎之舞、读夜郎之书、购夜郎之物、品夜郎之食、看夜郎之器、行夜郎之路、随夜郎之俗、探夜郎之古、知夜郎之新。

    贵州旅游业主打“夜郎牌”,再辅之以其他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打造“夜郎民族风情游”系列产品,形成“磅礴乌蒙花、洞、海,神秘夜郎乐、舞、风”,一定可以获得理想的经济社会效益。

    打“夜郎牌”要克服一些心理障碍。即使是带有贬义的成语典故,如果反其意而用之,加上恰当阐释,则可以提高游客猎奇览胜的欲望。几句成语绝对消解不了“夜郎文化”的无穷魅力。

    回顾与反思

    贵州旅游业从整体上说经历了并正经历着从接待型向经营型,从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变。

    关于旅游业发展,贵州省曾经提出建设“公园省”的战略目标;今天又提出把旅游培育成为带动贵州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重塑贵州形象,把贵州建设成为“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旅游大省。

    从实际做法上说,贵州旅游业发展有过两种模式。前期模式:建设“公园省”,以自然观光为主导;现行模式:自然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并重。

    应该说,单独强调山水风光的模式是有片面性的,难免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毋庸讳言的是,确有同志误把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混为一谈,因而在事关全省旅游业发展战略的问题上,核心理念不清,发展方向不明,资源整合不够。有学者比喻说:同样是七种颜色,不同画家组合后的效果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画家“面对各种绚丽的色彩,必须在他的整体构思下进行色彩组合,才能取得最佳表现效果。”(2005年5月26日《贵州商报》宋黔辉 文)

    的确需要走出误区,找到贵州旅游资源的“第一”或“惟一”,找到贵州旅游业的“龙头老大”。我认为,它不是别的,而是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夜郎文化”。有了这个“龙头”,加上“公园省”的山水生态,再加上包括特色旅游资源在内的众多人文遗迹,正是旅游者们梦寐以求的“旅游天堂”。

    据说有些贵州人对于打“夜郎牌”有心理障碍,他们因为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带有贬义的“夜郎自大”等典故和成语,形成了一点点儿自卑感。其实这是自我封闭,完全没有必要。即使是带有贬义的典故和成语,如果反其意而用之,加以引导和“炒作”(这里用了一个商业术语,仅指大量而巧妙的宣传和必要而恰当的阐释,不含弄虚作假、欺诈浮夸之意),贵州正是旅客好奇向往的去处,何况我们还有许多新的东西给他们看。几句成语绝对挡不住神秘古朴、威风八面的旅游“帅旗”———夜郎文化。

    五大理由

    “夜郎文化”不能涵盖贵州的全部文化现象,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恐怕也是所有概念的一个弱点。因为任何领域都有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一般与个别的分野,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涵盖该领域的全部社会现象,但这不能成为不对该领域进行某种命名的理由。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命名之于品牌,重要非凡。实际做法上通常都以对该领域最具有代表性和概括力的概念来命名。

    有学者鉴于贵州为多民族汇聚,在文化上呈现多元性,俨然一个巨大的“文化千岛湖”的现实,将之命名为“贵州文化”。这与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品牌特别是独树一帜的品牌这一基本要求不相适应,就像我们把一个婴儿命名为“贵州人”“中国人”一样,概念太大,无从识别。

    我认为,用“夜郎文化”来命名贵州文化是必要的。地球人都知道,谈“夜郎”就是谈贵州。在这个意义上,用“夜郎文化”命名贵州文化有点儿“舍我其谁”的味道。

    “夜郎文化”的命名,并不排斥其他文化的存在和展示。相反,在旅游上倒是相辅相成、“相依为命”的,就像“满汉全席”,只上满菜或只上汉菜,食客们不满意。

    具体地说,贵州旅游打“夜郎牌”有五大理由。

    第一,夜郎国的中心区域在贵州。夜郎国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并非政治概念。它是比部落联盟稍微完善、但很不稳定的社会组织,其民族结构和首领民族也并非一成不变,其疆域、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也常有变动。但是,中外学者已有共识:今天贵州的绝大部分(特别是黔西北地区)是古夜郎国的中心区域,赫章可乐曾是古夜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是首都。当然,也有不同意见,但不管怎样,贵州是古夜郎国腹地和核心则是没有分歧的。

    第二,“夜郎牌”是贵州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差异化战略思想。差异化战略是旅游发展战略中最具竞争力的战略,因为它提炼并凸显了地域板块的文化个性。在提炼与凸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把旅游资源作为产品来包装和推广的过程中,自然必须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但处处要讲究一个“独”字:独具特色,独具匠心,独家优势,独占鳌头。

    “夜郎文化”正具有这种惟一性。它显著地区别于其周围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和越文化,并填补了战国秦汉以来古代“南夷”文化这一整体的空白,使之完整地再现。

    贵州要完成一种新的旅游资源组合,就要形成“民族文化、自然风光、人文资源三者并举,以民族文化特别是夜郎文化为龙头”的基本结构(简称“三马一龙”),这样才能使贵州突显自己的个性,找到不同于其他地方旅游资源的独占性,获得在旅游市场竞争制胜的法宝。

    第三,充分利用夜郎国的神秘性。神秘性是发展旅游的又一“卖点”。神秘性是同人们的消费心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的一个普遍特性就是好奇。因为好奇,才有了科技上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才为人类开辟、营造出了广阔的旅游市场。

    夜郎国无疑是一块神秘之地。在中国、在世界,都曾是一个特殊而神秘的存在。后来这个古国又悄无声息地从中国的政治版图上消失了,历史文献不曾留有详细的记载,出土文物也不足以阐明其从崛起到消亡的全过程,它的文化极其特殊,其传承极其悠久,所以至今“夜郎国”仍是全国甚至各国学者极力探索而又不解之谜,是许许多多旅游者长期向往而终未踏上过的一片秘境。

    旅游业发展的一个原因和原则是:地域板块的文化差异性。夜郎国正是一个具有神秘性、惟一性、排他性的古代民族共同体,“夜郎文化”是古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奇葩,在各国人们(不论是学术研究者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巨大的悬念,一块强力的吸铁石,一种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第四,尽情挥洒“夜郎文化”的独有魅力。据史学家们考证,夜郎国的主体民族有氐羌族和百越部落系统中的濮、僚支系。他们是今天仍然居住在贵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彝族、仡佬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等的先民。今天贵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苗族虽然不曾是夜郎古国的土著民族,但却是夜郎国时期迁入版图的外来民族,并且世居至今。

    所谓“夜郎文化”,不应是特指两千多年前存在的夜郎国的文化,而是泛指自夜郎以来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并与周边各民族各地区相互影响、融合而成的文化。“夜郎文化”以贵州地域和贵州各民族为载体,并成为贵州独有的文化品种,这也是世所公认的。

    夜郎古国的各民族,无论是土著的还是外来的,其融合演变、地域迁徙、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历史和发展脉络,极其明确而清晰。他们的文化至今多姿多彩,各具独特的魅力。所以,我们今天把它作为发展贵州旅游业的重要资源,是极其明智的。

    第五,“三马一龙”的资源整合使贵州如虎添翼。众所周知,旅游资源大致有三类,即自然风光、历史遗迹和民族文化。贵州得天独厚,拥有古朴、雄浑、奇秀、神秘的旅游资源体系,而民族文化中独有的一种夜郎文化,更是特中之特者。“夜郎文化”赋予了贵州旅游独一无二的灵性与磁力,是贵州旅游资源的最大亮点。更增加贵州人民信心的是,它还有顶尖级的另两类旅游资源的辅佐。

    先说自然生态。贵州几乎每个县都拥有丰富的、不同类型的锥状岩溶景观与洞穴资源,其中潜伏着诸多令人惊喜的堪称世界之最、全国之最的岩溶景观和洞穴。法国洞穴联盟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物理研究所的专家教授们,在几年前进行踏勘后已经认可。对于专家们来说,这是极好的研究基地;对于旅游者来说,这是进行体验旅游、探险旅游的超级胜地。可以说,洞天福地确是贵州构建旅游大省的巨大优势之一。此外,贵州的许多岩溶景观和洞穴资源完全具备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遗产名录的条件。据报道,欧洲一些国家利用洞穴环境建立医院,治疗呼吸道疾病,被证明确实有效。如果贵州的科技部门积极与有关专家协商,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想必会显著地增大贵州旅游对各地旅游者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贵州的“国家级”、“国字号”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区“以什数”,符合当今生态旅游的潮流。最著名者如威宁草海————百鸟之家,体现人与自然、鸟类与人类的和谐,人类俨然是鸟类的“亲戚”(比朋友关系更紧密);有百里杜鹃————俨然世界的后花园;有喀斯特自然景观与喀斯特文化,特别是堪称“溶洞之王”的织金洞;还有黄果树瀑布,梵净山自然奇观等等,不胜枚举。

    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整个西南旅游区,以岩溶地貌为基础的自然风光(溶洞、峰林、峰丛、天生桥、地下河、地缝、天坑等)是各地的共性,尽管贵州的许多资源具有全国意义和全球意义,但它并没有“风光占尽”,没有惟一性、权威性和排他性,因此,贵州不能主打“自然”牌。

    再说人文资源,特别是红色文化资源,更是出类拔萃。最有吸引力者如遵义会议会址、黎平会议会址、四渡赤水遗址等,邓恩铭、王若飞、龙大道等中共名人。

    与此相映衬,历史文化遗迹在贵州也有许多国内的“惟一”或“第一”,如曾经被认为是千古之谜的“红崖天书”,如今已破译,并被多数专家认可。如果配合关于大明王朝的电视连续剧热播,把“红崖天书”打造为旅游产品,恐怕许多专业或非专业人士仅为一睹“天书”也会来贵州一游。

    国家级的文化名人,贵州也有不少。国画大师刘海粟说:“近四百年间,风气渐开,名人辈出,兼擅画、书、诗者于古人必称杨龙友,于今人则咸推姚芒父先生。”

    作为传统文化的屯堡文化,完好地保存了明代生活方式,是任何旅游者都喜闻乐见的。王阳明文化遗迹,对于研究者、学习者仍然保有较强的影响力。

    遵义海龙囤古战场遗址,是明王朝与播州土司之间发生的曾被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次战争”之中并确曾改变了贵州版图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地方,被专家誉为“中国中世纪最大的军事堡垒”,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贵州最大的“战争博物馆”,如果配之以其他旅游设施,必将成为贵州文化旅游的胜地之一。

    息烽集中营旧址、抗战遗址等等,则介乎现代与传统之间,作为革命精神教育基地,也是人文旅游的重要景点。

    作为外来文化的典型,威宁的“石门坎—葛布现象”也具有极大的人文旅游景点价值。

    众所周知,贵州与广西等自然风光绮丽的省区比,没有“独占鳌头”,与云南等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的省区比,并非“唯我独尊”。只有打造“夜郎文化”的金字品牌,特别是联合贵州省内外具有相关文化资源的地区组建“大夜郎文化板块”,做成以贵州为中心的“大夜郎旅游圈”,才有可能形成无与伦比、不可代替的优势,甚至可能稳执中国民族文化旅游之牛耳。不凸现这一点,而凸现其他点(不论自然风光还是人文资源),难免舍本逐末、孤军奋战。

    一言以蔽之,民族文化特别是“夜郎文化”、自然风光(特别是生态资源)、人文古迹(特别是红色旅游资源),是构成贵州旅游资源的绝妙组合。贵州的旅游资源定位必须挣脱束缚人们好多年的“俗套”,把“夜郎文化”摆在龙头位置,实行“三马一龙”的基本方针,使贵州突显自己的个性。如果舍弃这三者的绝妙组合,特别是忽略历史老人赐予的瑰宝————“夜郎文化”,则贵州在今天的旅游竞争中不会获得很大的优势。

    在“三马一龙”方针之下,在“夜郎故地,体验神秘”的核心理念之下,不难打造出“夜郎民族风情游”的一系列产品。概括地说,可以用一句近乎广告词的话来表达:“磅礴乌蒙花、洞、海,神秘夜郎乐、舞、风”。

    “花”是指以百里杜鹃为代表的植物世界和森林王国,“洞”是指以织金洞为代表的喀斯特地貌奇观;“海”,指以威宁草海为代表的生态奇迹(特别是喀斯特溶湖等水景奇观),“乐”是指贵州各民族特有而珍贵的音乐风采,“舞”是指贵州各民族的舞蹈和戏剧,“风”是指民族风情包括民风、民俗。整合好、驾御好这辆“马车”,一定会为贵州人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魅力独具的十张“夜郎牌”

    如何打造“夜郎牌”(即夜郎文化旅游的各种产品),是专门机构的使命,本文没有能力越俎代庖,但作为设想和示例,却可以作一些列举,名曰十张“夜郎牌”。

    听夜郎之歌

    夜郎板块是歌的海洋、舞之王国,富有旅游吸引力和包装可行性者,何止百千。择其要有彝族嫁歌、侗族大歌、苗族和布依族山歌等。

    各民族的歌再分类,有婚礼歌、丧歌、孝歌、祭祀歌、古歌、酒礼歌、情歌等。

    器乐也可列入“歌”类,以彝族唢呐、苗族芦笙、侗族“牛腿琴”为代表的民族器乐,几乎是所有旅客喜闻乐见的。

    观夜郎之舞

    贵州许多少数民族的舞蹈素有“东方迪斯科”之美称。这些舞蹈还与音乐(声乐或器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效果更为动人,如彝族的乌蒙欢歌、“阿细跳月”(歌舞),苗族的“滚山珠”(芦笙舞)等。

    民族戏剧更为古老,有的被誉为“戏剧活化石”,如彝族傩戏《撮泰吉》(“变人戏”);有的极富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如侗戏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新创作的戏剧和电影,如《秦娘美》、《奢香夫人》,曾饮誉国中。

    据报道,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着手拍摄多集古装电视连续剧《夜郎王》,六盘水市还正筹建夜郎王宫作为拍摄基地。这对于塑造贵州崭新形象无疑是一大手笔。希望今后在此剧上映时通过各种运作手段,使之成为贵州主打“夜郎牌”的一记“重拳”,就像当年《五朵金花》成为推动云南旅游的“进军号”一样。

    读夜郎之书

    从旅游资源的角度看,“夜郎之书”又是“夜郎之旅”的一个卖点。

    彝文是古老文字之一,贵州是全国彝文翻译最大和最好的基地。彝族的“十月历法”也是一绝,可与巴比伦等世界古代文明媲美。一大批彝文典籍,堪称“华夏之古”。把这些典籍以旅游产品的形式包装推介给游客,不仅普通游客欢迎,即使是专家学者也会感兴趣。

    水族的“水书”,是一种记述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美学等文化信息的古老文字,流传于黔桂两省区的水族村寨。水书与纳西族的东巴文一起被专家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包装后的东巴文已经成为丽江旅游的一大产品,其经验可资借鉴。据说,国家博物馆已将水书列为“国家重点历史文献遗产工程”进行抢救和保护,黔南州正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将其列入“世界非物质性民族文化遗产名录”。

    购夜郎之物

    旅游六要素“行、游、住、食、购、娱”中,“购”也是创收的关键环节,更是老百姓致富的有效措施。许多产品特别是与夜郎“挂得起钩来”的特色产品,都是或应该是受游客欢迎的旅游产品,其生产地大多是老百姓的家庭或作坊。形式是民族的、地方的,做工是精细的、艺术的。这就是把旅游产品特色化、民族化、艺术化、实用化,是旅游商品的“提升”。

    这类商品不胜枚举,最受欢迎者如仁怀的茅台国酒、大方的漆器、彝族的挂毯、安顺的蜡染、威宁的荞系列食品和火腿等等。

    这个名单还可以而且应该无限延伸。

    品夜郎之食

    夜郎的饮食文化好比是一块未琢璞玉,经过专家的策划和设计,配之以群众的传统经验,加上贵州特有的原材料,定能饮誉人寰。

    国酒茅台所在的赤水河流域是夜郎文化特别是彝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彝族扯勒部的属地。游客在品夜郎之食的时候,如果辅之以国酒,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进食方式(如彝族的“咂酒”),特别是方兴未艾的农家饭、农家乐项目,再发挥贵州药膳的优势,那么,“夜郎之食”虽不及“满汉全席”臻于极致,但为国人所“津津乐道”却定在意料之中。

    看夜郎之器

    夜郎板块上的古今民族,在器物上也独树一帜,极有旅游价值。包括生活用具、建筑物两类,许多至今尚在传承,许多剩有出土文物,但都可以打造成旅游产品。

    建议有关部门兴建若干博物馆,陈列夜郎古国的出土文物和生活用具,供人参观。蜡制品也许可以一试,外地已有成功经验。

    建筑物典型者,是这片土地上的庄园文化,如大屯土司庄园,堪称彝族民间的“小故宫”,可与山东栖霞市的牟氏庄园(当地称为“民间故宫”)媲美:那是汉族的、沿海平原的,这是少数民族的、贫困山区的。这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说,更具吸引力,关键是我们的保护、建设与文化发掘工作要跟上。建议借鉴与外国合作建立“民族生态博物馆”的方式,在毕节地区建设彝族(或古夜郎的其他民族后裔)的“文化生态博物馆”。所谓“文化生态博物馆”,是1971年产生于法国的一个博物新概念,其核心是“遗产”而非“藏品”,包括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物、可移动实物、传统风俗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文化因子,是特定群体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全部文化内涵;其空间不是某一建筑物,而是一个区域。贵州已有由中国和挪威共同建立的四座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即六枝梭戛苗族文化生态博物馆、花溪镇山村布依族文化生态博物馆、锦屏隆里(汉族)文化生态博物馆、黎平堂安侗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民居展示也可以列入这个名单。可以包装一些村寨、街道,但一定要有典型性和实用性,要原汁原味、有民族风格。

    标志性建筑也属此类展示之列。夜郎板块的许多民族都有其独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如侗族的鼓楼、花桥。如果按民族分别打造一些作为某个地域的标志,是发展旅游的一个好措施。

    行夜郎之路

    史料记载,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通过贵州省15个县市,其中毕节地区的黔西、大方、毕节、赫章、威宁五县就是。

    此外还有彝族女政治家奢香领导建设了通达云南、四川、湖南的交通要道“龙场九驿”和“奢香通衢”。这些驿道至今尚有路段遗存。组织游客以步行或部分步行的方式,重走这些“夜郎古道”,必定另有一番滋味。

    随夜郎之俗

    从古至今,夜郎板块上的少数民族都传承有极其丰富多彩而独具魅力的民风民俗。作为旅游产品来打造,可以利用游客的好奇心和参与欲,编排一些活动使他们在观赏之余顿生“入乡随俗”之愿,并因其参与而满足其体验“异国风情”的愿望。其中一大节目是礼俗演示,包括婚俗、葬俗和节庆风俗。

    这里最有特色的是古夜郎的套头葬和彝族的“向天坟”。这两者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除了展示文物和现场之外,向游客讲解必要的历史知识和天文知识,他们一定非常感兴趣。节庆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更富于参与性。如彝族的火把节、仡佬族的吃新节、祭山节,布依族的山歌节,侗族的泥人节、千三节、抬官人、鼓楼文化艺术节等。

    宗教的力量超乎常人想象。如果解放思想,宗教仪式也可以成为旅游资源(笔者曾在加拿大、杭州、普陀山等地的寺庙参观过,他们一般让游客参观、参与,这已成为一大收入源泉)。

    夜郎板块许多民族都有弓弩,打造成旅游产品是许多游客特别是青少年游客欢迎的节目。

    “入乡随俗”的旅游节目,要紧的是游客的参与性。

    探夜郎之古

    世人皆有怀旧之心,旅游组织者充分利用定会有积极的效果。昔有唐朝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名句,那是心情忧郁者特有的感受。今天的旅游者难有这样的心境,但人类思古怀旧的感情却是相通的。

    云、贵、川三省曾是远古人类生息繁衍之地,古人类化石和古人类活动遗址的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贵州作为一个从远古走来的特有文化区域,还有众多的名人在历史上闪耀,这本身就是旅客探索的兴奋点,何况还是思古怀旧的绝妙题材。

    首先应该列出的是一位伟大的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她堪称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先驱”。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业,她开通了通达云南、四川、湖南的交通要道“龙场九驿”和“奢香通衢”,使贵州特别是今毕节地区从此与祖国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智除“马阎王”的故事,至今成为群众街谈巷议的快事,可以成为旅游解说词的一个生动典故。

    其次是晚清名臣丁宝桢。他巧杀祸国殃民的太监安德海,大快人心;他首创中国名菜“宫保鸡”,大快颐,丰富了中国特别是黔菜的饮食文化。

    最后还有几位不应遗漏的贵州名人。杨龙友,晚明以“诗、书、画三绝”而“独破天荒”的人物,诗列“崇祯八大家”之一,画列“金陵九子”之一,学识、文笔、人品、大节俱佳。“西南两大儒,俱出巅”(章士钊诗),赞的是清朝的郑珍(字子尹,遵义会议地址所在的街道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和莫友芝(版本目录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两位大诗人,他们的诗誉满全国,“为有清一代冠冕”,有“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说法。他们合撰的《遵义府志》被誉为“天下府志第一”。外交家黎庶昌,遵义人。19世纪出使西欧6年,历任中国驻英、德、法、西班牙参赞和驻日公使,游历西欧10国,在日本搜集我国亡佚的古籍多种,为学术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他还是当时与薛福成齐名的散文家,有“南黎北薛”之誉。晚清官居二品光禄大夫礼部尚书的贵阳人李端,是官员中极力支持戊戌维新运动者,他慧眼拔擢梁启超,后来又因此被充军新疆。他向皇帝上奏折力主举办“京师大学堂”,故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他被列为创办第一人。梁启超为其撰写墓志铭,颂公忠义,扬公美德,哀情恳切,动人心魄。

    这个名单还可以延伸下去,这里仅是例引。如此众多的历史名人,定是文化旅游的好“原料”。

    知夜郎之新

    在夜郎的中心地区建设若干漂亮的小城镇,与古夜郎的景观(包括图片)形成强烈对比,无异于造就了一个今古奇观。

    在贵州,这种可“造就”的城镇不胜枚举,地处黔西县的洪家渡电站就是一个。它是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地方,国家“西电东送”的主要基地,是一个拔地而起的新城;历史上它又是夜郎国,特别是后来的水西彝族地方政权的统辖地,并曾是安氏头目的住所和治所。

    20世纪80年代,毕节地区就开始成为全国惟一的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毕节生态建设开发扶贫试验区,如今已进入第17个年头,成绩斐然。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有四大特区模式,最著名者为深圳特区模式。而今又有胡锦涛同志倡导的毕节试验区模式,可以说是邓小平同志思想的发扬光大。旅游组织者们千万不要小看了毕节模式。它是今天指导全国飞速顺利发展的、国家级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是引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试验场。把这方面的成果展示给旅游者,不仅具有全国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

    呼吁组建“大夜郎旅游圈”

    “夜郎国”的政治版图与“夜郎文化”的文化版图不是一回事,前者小而后者大。因为古夜郎各民族和各部族的流动性、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