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一个人的安顺》十年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杜丽女士第一次置身于安顺这片“最熟悉的陌生之地”。每到一处，她会不自觉地与戴明贤先生笔下的“安顺”相对照：曾秘藏故宫国宝的华严洞，是戴先生一家躲警报所在；华严洞旁的某块古老条石，是戴先生妹妹落水处……意识到这一点时，杜丽有所感：“我的双脚此前从未在贵州留下一个脚印，内心却在‘安顺’悄然生活了十年。”

　　十年间，戴先生“一个人的安顺”，不期然而然地变成了“一群人的安顺”。杜丽也先后住进了戴先生笔下的“贵州世界”里：“《物之物语》，我印在书封上的编辑语是‘贵州往事，且行且忆’；《子午山孩——郑珍：人与诗》的则是‘贵州人，贵州事’。”

　　她说：“我想让对贵州感兴趣的目标读者，一眼发现戴老师的书。”

　　一本书，打开一片“桃花源”

　　“我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读到？”杜丽第一次说这话是1995年4月12日，她在书店看到了女诗人伊蕾的诗集《女性年龄》，被“我好像天生就老了”的句子击倒。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她，有一套自己的艺术口味：“比小资要市民，比市民要时尚，比时尚要另类，比另类要主流。哪哪都不靠。”毕业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她这“哪哪都不靠”的艺术口味使得她经常“挨饿”，便自己写些文字喂给自己——这些篇章在2000年前后结集成《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谁比谁活得更长》、《我是哪一种吸血鬼》等几部散文集，多是熟悉的人和事，岁月与历史，还有自己的青春。

　　2003年的一天，杜丽接到一部名叫《石城浮世绘》的书稿，作者是贵州的戴明贤先生，钱理群先生推荐过来的。她再一次说“我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读到”？击中她的，是书中“用手捂热的苍茫岁月”。更具体地说，是文中“一粥一饭的情愫”、“过得如此有美感的日常生活”……

　　杜丽的学长清平先生曾说，“杜丽自己的文章是一种精神享乐主义的典范：通过特别的发现，改变固有事物的日常模样——这更接近诗歌的本质。”而透过戴先生的书，杜丽重新发现了“日常生活”中的诗意。

　　杜丽将《石城浮世绘》的书名更名为《一个人的安顺》出版，套用的是她无比喜爱的一部作品的书名——刘亮程写新疆地区生活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专注于写一个地方的当代作家不在少数，戴明贤先生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是：除了艺术性，他还有学者的情怀。”杜丽说。

　　杜丽坦承，戴先生在《一个人的安顺》中那种“个体微观史”的散文文体，不仅将“安顺”敞亮在她面前，敞亮的是一个个“微观史世界”：另一个著名编辑将自己生活在“八十年代”的十二个记忆，交给杜丽出版，这便是老六（《读库》主编张立宪）的那本《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导演叶京把自己《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也交给了她；戴明贤先生的《安顺旧事：一种城记》、《物之物语》、《子午山孩》，编辑也是杜丽。

　　这些书有个共同点：作者书写的都是自己精神世界里的“桃花源”。“他们将自己的‘桃花源’交付给我，是我的荣幸。”杜丽说。

　　一个人，发现一群“纯粹人”

　　杜丽说，很长时间以来，戴明贤先生很可能是她唯一接触到的贵州作家。这次来贵州参加戴先生的作品研讨会，她第一次亲见了戴先生本人，“第一次知道低调的戴先生，在贵州文化界这么有威望”，也第一次见到了“一群像戴先生那样纯粹的文化人”。

　　诧异于贵州卧虎藏龙之余，杜丽开始思考几个问题：贵州有优秀的文化人及文化作品，为什么自己之前不知道？在全国主流文化圈，怎么就难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思考的结果是“贵州文化人太‘低调’。”杜丽说起了她在贵州这几天的一则见闻。“一天早上，我在戴先生家公子戴冰的陪同下逛黔灵山公园，就非常傲慢地问：现在很多地方的作协主席、副主席本人都不是作家，我们本地的作协主席、副主席是作家么？戴冰想了一下，说是作家。我又问：出过书么？他说出过几部书。”

　　问完这几个问题后，有人告诉杜丽说戴冰就是贵阳市作协主席。“我大吃一惊。这时我才知道戴冰不仅仅是戴先生的公子，还是作协主席、作家。”杜丽颇气恼地找到戴冰，问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身份早点告诉她。“戴冰说：你只问作协主席是不是作家，并没问我是做什么的。”

　　杜丽说：“这件事太典型了。我回去要写类似《三个贵州文化人》这样的文章，就写他们的低调、谦虚、不事张扬。我喜欢这样纯粹的文人，‘话筒’递到面前都很淡然。但我也想说：在主流文化话语权上的失声状态，让贵州文化人非常吃亏。”

　　面对记者，她一再说明她对所接触到的贵州文化人的喜爱：“他们是真正有修养的文人艺术家，他们离真实的、火热的、有血有肉的生活很近，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本心”；“他们没有像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产自己的作品。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像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产，用数量庞大的作品去包围读者的感官，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

　　站在出版编辑的角度，杜丽说她这些年的工作，始终在坚持一种比较纯粹的文学理想，编着像戴老师这样“小众”且纯粹的书。“这样的作品，我是坚信有读者有市场的。我相信，永远会有人会选择一部纸质好书，卷起来放在包里、口袋里，在河边树下展读，珍藏在心中。”杜丽说，“我永远在寻找这样的作品，而贵州的文化氛围更容易产生这样的作品。希望贵州文化人给我投稿，就从自己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历史和岁月写起。”